轉自（新浪新聞網）

中國制造正在尋找升級之道。近期引起熱議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被視作中國打造現代工業強國的路線圖。類似地，德國政府也于2013年就提出“工業4.0”戰略為了提高德國工業的競爭力，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占領先機。

在此向大家推薦前摩根斯坦利分析師、現倫敦對沖基金SLJ MACR 創始人任永力的文章《德國制造與日本制造》。文中指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德國和日本是許多人心目中并駕齊驅的工業出口大國。Made in Germany和Made in Japan是工業產品、尤其是重工業領域中難以超越的金字招牌。

然而，在過去的15年里，情況悄然變化，德國出口業一路高歌，日本卻不斷受挫。數據顯示，安倍急功近利的“三支箭”幾近飲鴆止渴，安倍自己都信不下去的“安倍經濟學"失效之際，德國出口業以其扎實的競爭力坐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

何以至此呢？作者發現，在出口業領域，同德國實力相當的出口大國并不少，但獨具德國特色的中小型企業(Mittelstand)是德國經濟結構中獨特而重要的一支，其占據德國全部經濟輸出的52%。這樣的中小型企業在質量和產品方面展開角逐，卻很少造成價格上惡性競爭。不同于日本的中小型企業大多僅限于向大型企業提供中間產物，德國鼓勵中小企業同海外合作，助推其國際貿易發展，從而形成良好的海外形象。

因此，德國工業生產中注重“形式”與“功能”兼顧的思想使其品牌優勢同日本不斷拉開差距。像汽車這樣德國傳統的優勢產業在今天愈發成熟。而創新力匱乏的日本卻在不斷丟失如電子產品這類原有的優勢市場。宏觀來看，對比影響全球出口產業的兩個重要趨勢——全球化和區域化，顯然，借著歐盟和歐洲貨幣經濟聯盟區域經濟東風的德國出口業，遠勝于僅依靠全球化的日本。

比較日德兩國的發展經驗，無論是本文中談及的德國工業出口領域優勢，德國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舉措，還是以“智能工廠”和“智能生產”為主題的德國“工業4.0”概念，都可以成為中國在新一輪工業革命道路上值得借鑒和思考的經驗。

德國——出口機器。德國是如何在新世紀擊退其競爭者脫穎而出的。以美元計算，德國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國。中國第一，美國第二。但是以人口和GDP加權計算，德國是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大約達到人均17000美元，德國的人均出口量要比中美日三國的人均出口量總和都要多。

為什么德國在過去15年超越其對手如此之多？我們特別注意比較日本，因為15年前這兩個國家看起來專門化的產品類似(汽車和資本財產)，有相似的世界領先的科技，以及看起來在全球化中處于資本相近的位置。我們認為有如下原因解釋德國為什么做得更好。

原因一：德國無可比擬的中小型企業。大多數讀者應該熟悉德國的“Mittelstand”—中型和大多數的家族企業--成為經濟結構中獨特的一支，支撐著經濟的增長和出口。超過99%的德國公司屬于中小型企業(“German Mittelstand”)。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占據全部經濟輸出的52%左右，全職雇傭勞動力的60%，還有82%的管理培訓生。這些中小型企業幾乎都是家族所有，家族運營。因此，本質上公司的發展策略傾向于長遠策略以求代代相傳，股東權益比率很高并且借貸謹慎。

相較于其他發達國家，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在工業方面高度活躍。

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在價格方面不惡性競爭，但是在質量和產品的創新方面競爭激烈。研究表明德國有世界上最多的“隱藏的冠軍”(工業領先但其品牌卻不那么為人所知)：德國有1307個，美國有366個，日本有220個，奧地利有128個，瑞士有110個，意大利有76個，法國有75個，中國有68個，英國有67個。為了保持這個優勢，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在研發上的花費增長近71%，相較之下一般大型企業的研發增長只有19%。這個研發上的花費導致的有形結果就是：54%的德國中小型企業在2008-2010年間引進一些形式的工藝創新，與此相較歐盟的平均水平只有34%。

持續的創新和提升幫助維護和保障“德國制造”的品牌優勢。

德國政府盡職的在各種層面上扶持這些中小型企業發展。例如德國政府有一個中央中小型企業創新項目用來幫助這些企業的研發。它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推廣關系上有效的運行。德國海外商會(CCA)在80個國家有120個辦公室，有超過1700名員工幫助推廣德國的商業興趣。任何一家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可以去海外商會確定潛在的經銷商和其他海外合同。部分出于這種關系網的原因，和其他國家不同，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已經在海外有了良好的形象。日本的中小型企業傾向于向日本大型企業提供中間產物。而美國的中小型企業則偏向于在國內擴張而非海外，并且美國的商會偏向于關注大型企業的發展。

德國政府同時也非常支持在國內培養高技能的員工，幫助企業融資及保障這些企業的原材料來源。

德國的這些中小型企業在過去的十年里沒有太多外包，因此，德國始終保持良好的出口量。

從另一方面來說，日本的中小型企業，在近幾年一直遭遇困境。日本的大型生產商已承受巨大的價格壓力，而中小型企業則以供應他們為主。這小中小型企業被大生產商壓榨，因為后者把價格壓力施加于前者。大多數日本的中小型企業發現要拒接他們單一“靠山”客戶的需求比較困難。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的調查，21世紀初日本大型企業利潤的反彈大多來自對中小型企業的壓榨。在最后幾年，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中小企業是盈利的。

原因二：“德國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品牌優勢差異。過去這些年，“德國制造”的品牌優勢在提升。德國現在不僅在豪車市場上主導，也在綜合的汽車市場中占據優勢。在2013年，德國的豪車品牌(奧迪、寶馬和奔馳)出售了1,060,000輛去中國，并且是在3,300,000輛當地裝配的大眾基礎上增加的。另一方面，日本的汽車制造商賣了2,900,000輛到中國。超越信譽和表現，德國車似乎在他們的設計上有更大的優勢。

或許我們的表述并不精確。但是我們相信能讓大多數德國汽車和機械脫穎而出是的是其產品及其生產過程中“形式”以及“功能”的獨特結合。這或許起源于德國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文藝復興。當時德國人(和英國人一樣)被看做更積極的思想家(更加量化和理性)，和鄰國相比，德國在那期間出產了無與倫比的音樂，藝術，文學和哲學。甚至是在數學上，有像高斯和雷曼一樣的人，展現了超乎尋常的跳出常規思考的能力。這段德國的歷史也許滲透進機器的“靈魂”。這是我們認為使德國汽車如此特別重要的無形特征。

和這個觀點相關的是德國和日本歷史淵源。德國在科技創新，數學、哲學、音樂和藝術上有上百年的歷史。而日本的創新歷史則短很多。長期歷史所占的比重也許對于現在兩國之間的分歧也有一些影響。

日本在電子產品上也失去了南韓這個市場。不僅僅因為日益激烈的價格競爭，日本的電子生產商某種程度上在創新方面很難產生實質性的新想法。日本在某些方面也失去了在移動手機科技方面巨大的領先優勢，并且在軟件方面有所落后，盡管在一些電子硬件方面仍保持領先。

原因三：德國作為歐盟成員的優勢。在這個討論中，區分“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概念是很有用的。我們承認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全球化一項重要的進程：不僅中國可以向世界出口，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可以向中國出售商品。相反的，歐盟和歐洲貨幣經濟聯盟是用來促進“區域化”的制度上的安排：相比較成員國和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歐盟成員國之間的交易是有優惠條款的。

　　對于日本而言，超過三分之一的出口增長來自中國，另外三分之一來自其他的新興市場。簡略來說就是地域對日本出口增長的影響是平均的：中國，新興市場(除中國)，和發達市場各占三分之一。歐盟對日本增長的貢獻接近于零。

對于德國來說，圖像就完全不同了。除去中國外的新興市場占據了德國出口增長的三分之一左右——和日本非常接近。然而有顯著不同的是，中國只占了德國出口增長的5%，德國作為一個出口大國地位不斷提升，中國對其幫助卻普遍的權重相反。另一方面，歐盟在這段時間內占據德國出口增長的60%！除去歐盟外的發達市場貢獻接近于零。

概括來說，數據顯示德國作為全球出口“超級大國”的崛起，“區域化”的因素要遠大于“全球化”(歐盟內不受阻礙的貿易渠道)，而后者則是日本出口賴以生存的。

從以上觀察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上的推論：

1、日本在出口上面臨望而卻步的挑戰：過去一年里日本在出口上的表現令人失望，盡管日元大幅貶值，這是日本出口價格無彈性的明顯暗示。在過去幾年中，日本的出口也通過某些方式失去了其品牌優勢。不僅是有其他國家(例如韓國)在硬件方面趕上了日本，他自身似乎也在軟件方面也落后了，逐漸失去了創新方面很好的機會：其喪失了在生產過程中的逐步提升和帶有突破性創新的科技和產品。日本衰落是一個深層面的問題，哲學大于現實。我們的猜測是在泡沫經濟之后，日本某種程度上失去了承擔風險的心態，接受了一種所謂的“觸擊心態”，這是一個棒球術語：目標不再是“全壘打”而是“碰到球就行”。日本仍然在機器人學方面有巨大的領先：工業用和居家用。這是不是日本要深度發展的領域呢？基因科技和研究老年人如何生存是另外兩個日本在世界領先的例子。在任何情況下，安倍經濟學會為了突破性的發展幫助轉移宏觀(通貨緊縮預期)和微觀(結構刻板)的障礙，但是還需要一些別的東西。為了使日本從當前的緊急恐慌中逃脫出來，這個民族的集體靈魂必須改變。一言以蔽之，安倍經濟學是日本經濟自我復蘇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2、德國應該更加感激其歐盟成員國的身份。這也許是我們之前沒有慎重考慮的一個點，直到我們做了上面的計算。在歐盟的保護和歐盟成員國之間零貨幣波動的福利下，德國的出口從其鄰國和非歐盟競爭國間的獲利不成比例。進一步來說，南歐國家所經歷的困境也拉低了歐元的價格：對于德國來說等價的交換率比現在的實際匯率實質上應該高一點。德國需要一個更堅挺的歐元和更高的利率。相對低的歐元兌美元匯率和極低的利率在過去幾年里額外促進了德國的出口。從這個觀點來看，德國是不是要為歐洲金融危機的復蘇做出更多的貢獻還值得商榷。當然，問題是德國為南歐國家預計的債務買單會不會產生道德風險問題。

3、日本的國內投資是關鍵。已經有很多人關注到日本已經在全球出口中失去了大量的市場份額這個事實，并且在日元大幅貶值的情況下，實際出口卻并沒有得到回升。如果安倍經濟學不能通過更加疲軟的日元刺激出口，日本該如何復蘇他的出口情況？在思考安倍經濟學最終可以達成的目標上，考慮總需求的多種構成元素也許會有幫助：Y=C+I+G+NX。實施安倍經濟學的第一年，C(消費)和G(政府開支)支撐經濟增長。盡管日元出現了嚴重的疲軟，NX((凈出口)卻出人意料的成為緊急增長中得減損項。為了復蘇日本經濟，I(投資)必須最終成為經濟增長中的推動力，和C一起。安倍首相的第三支箭是為了給競爭，靈活的勞動力供給，和產品市場限制創造一個結構上無妨礙的環境。黑田先生的第一之箭是為了調整通貨膨脹的預期，并且給出口商一個利潤墊讓他們可以考慮在日本投資。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第一支箭看做提升日本企業增加國內投資的能力，同時第三支箭是為了提高他們這么做的意愿。在任何情況下，投資上的提升會成為檢驗安倍經濟學成功的最終試驗。

總結：日本出口業在過去15年的停滯和德國這段時間的發展形成鮮明對比。兩者分歧既有微觀經濟學(德國的中小型企業，和日本創新模式上的轉變)的因素，也有宏觀經濟學(德國在歐洲市場方面的“壟斷”)的因素。日本的執政黨需要現實的考慮安倍經濟學所能及非雖能。我們的感覺是安倍經濟學是日本經濟自我恢復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第一支箭可以提高日本企業在國內投資的能力，第三支箭可以加強他們的意愿。但是日本集體精神的根本性改變仍是必要的。（作者署名：SLJ MACR創始人，基金經理，宏觀外匯策略師 任永力）